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代相遇，由此導致的結果是，170多年來中國其實只是在做一件事：即從一個延續(xù)了三千年的農業(yè)文明國家“拼盡全力”向一個現代工商金融國家轉變。這一過程相當于西方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而中國至今尚未完成此一社會轉型。

　　1840年至今，170多年來，期間發(fā)生的所有事件，存在的所有歷史人物，無論其個人主觀意愿是什么，客觀上都參與了，或不同程度推動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國當下仍在這條道路上繼續(xù)艱難跋涉。按照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170多年中國發(fā)生的所有的事都是為了推動中國在經濟上可以進行“數目字管理”。

　　簡單地說，“向現代轉變”是中國自1840以來無可選擇的方向。

　　2，歷史的“U型”轉彎

　　春秋時期魯國開始對農業(yè)開始收稅，秦漢以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結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基本成型。至1840年之前兩千多年來，無論朝代更替與外族入侵，中國始終在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的秩序中延續(xù)。它有著自身獨特的邏輯、秩序和結構。其運行方式和歷史的慣性兩千多年來基本保持著，從未被打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與西方迎頭相遇(農業(yè)文明與工業(yè)文明，在生產力的水平上無法抗衡)，一擊之下激起無數歷史的“碎片”。中國兩三千年來歷史移動的巨大的慣性受到了從未遇到的阻遏。身在歷史之中的李鴻章清醒地指出，中國所遭遇的變化與歷史上任何一次朝代更迭或歷史嬗變都不同，它帶來的是中國“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變革”。

　　遭遇的結果，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滅亡——如李大釗所說，東西方兩種文明(“靜”和“動”)的相遇，必以一方的破碎為代價;要么轉變——即從一個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的國家轉向一個現代工商金融國家。

　　中國選擇了后者，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歷史經歷了一個巨大的“U型”轉彎。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與現代工商社會在許多方面的特性都幾乎截然相反，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從其歷史運動的巨大慣性中擺脫出來，在與西方/現代突然迎頭相撞之后，以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突然調轉方向，向著一個幾乎完全相反的方向轉變。在這個過程當中，原有的結構被打碎、重組。無數的碎片，在巨大的歷史轉向中被拋離軌道。這是一個完全“脫胎換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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