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得到天下后，與群臣總結(jié)革命經(jīng)驗，也說元末群雄中“士誠最富，友諒最強”，但“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的好生事，器小的沒長遠打算。出身貧苦農(nóng)家、當(dāng)過游方僧人的朱元璋斷言：士誠做過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友諒生于打漁人家，慣見風(fēng)浪，野心大欲望高。

　　所以，他料定先攻陳友諒，張士誠會袖手旁觀；假如先攻張士誠，陳友諒必然傾巢而出抄己方的后路。后來的事實證明，朱元璋對張士誠的“人品”判斷準確。

　　張士誠此番降元，其實也是三心二意。在此后六七年里，他打著官軍的招牌，南侵江浙，北逾江淮，南邊占領(lǐng)了杭州、紹興，北邊勢力一直伸展到濟寧(今山東境)，擁地二千余里。

　　元朝方面的達識帖木兒之所以急于招降張士誠，且容忍他不斷擴張地盤，也有自家的苦衷。原來自從紅巾軍縱橫江淮一帶后，南北漕運斷絕，大都(今北京)缺糧，快支撐不下去了。他們要解決南糧北運的難題，不能不對控制江南的張士誠及稱雄江浙沿海的方國珍實行安撫政策。

　　從1360年到1363年間，“士誠出糧、國珍出船”，總算每年能海運十幾萬石糧食北上大都，為茍延殘喘的元朝多續(xù)了幾年命。 期間，張士誠也曾試圖大舉進攻，收復(fù)被朱元璋奪去的失地，可是在修筑一新的宜興城下遭到楊國興挫敗，泄了元氣，再無余力反撲。

　　朱元璋與張士誠相持十年，打來打去，誰也占不了對方便宜。直到1363年“鄱陽湖之戰(zhàn)”朱元璋一舉擊潰陳友諒，再順勢攻取武昌城后，揮師東向，劍指江浙，氣節(jié)有虧且只顧自保的“私鹽大王”張士誠，也就朝不保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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