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自古便是天府之國，富庶之地。何謂關中?有學者言，四關之中，即名關中。四關者，北蕭關、南武關、西大散關，東邊先是函谷關，后來函谷關式微，便有了“三秦鎖鑰，四鎮(zhèn)咽喉”的潼關崛起。
“關中第一鐮”是關中地區(qū)最早收割冬小麥的區(qū)域，緣何落在了潼關?潼關地處秦嶺、黃河之間，光照強、土質(zhì)偏沙、溝坡地多、晝夜溫差大，加之地處陜西最東端，便順理成章成為關中冬小麥成熟最早的地方。有人戲言，若渭南是陜西東大門，那潼關便是東大門的門扇。每年，隨著潼關“關中第一鐮”的開鐮，自東向西，陜西進入金燦燦的收獲季。厚重的農(nóng)耕文化是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基因密碼，也始終護佑著關中平原。祖脈秦嶺含笑俯瞰八百里秦川，關中的母親河渭河，千萬年來也源源不斷給養(yǎng)著這方土地上的人們。
潼關和小麥
五谷這個詞最早出自《論語·微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生活中我們常常還會說五谷豐登、五谷雜糧、五谷精。何為五谷?東漢趙岐認為：五谷謂稻、黍、稷、麥、菽也，大體便是水稻、糜子、小米、小麥、大豆。沒有現(xiàn)在常見的玉米、紅薯、土豆，它們在明以降才相繼傳入中國，從而成為現(xiàn)代主要糧食作物的一分子。
說到五谷中的稷(粟、小米)，倒想起秦晉之間一段往事�！蹲髠�·僖公十五年》語：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秦輸晉粟”這件事還有個名字叫“泛舟之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明確記載的內(nèi)陸河道(黃河、渭河)水上運輸?shù)闹卮笫录�。晉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晉國發(fā)生饑荒，向秦國買糧。秦國的超大型船隊“一字長蛇陣”排開，從都城雍(陜西鳳翔)經(jīng)渭河浩蕩東下，在潼關進入黃河后，向北逆流進入汾河，抵達晉國都城絳。潼關作為黃河、渭河航運的中轉(zhuǎn)點、集散地，其承接東西、連貫南北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西漢時，在此設船司空衙門，專管黃、渭河水運、船庫。后以船司空官名為縣名，隸京兆尹，這是潼關的一個曾用名。
在安徽亳州城東南的釣魚臺遺址，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一件裝有碳化小麥的陶鬲，經(jīng)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測定距今約4500年。位于新疆阿勒泰吉木乃縣托斯特鄉(xiāng)闊依塔斯村東北的通天洞遺址中，出土有5200多年前的小麥和約5000年前的黍(黍原產(chǎn)地是中國，能同時發(fā)現(xiàn)小麥和黍，說明5000多年前，中西方文明已開始了頻繁交流互動)�；蛟S，原產(chǎn)西亞兩河流域的小麥傳入中國至少有一條路徑是經(jīng)中亞、河西走廊、關中地區(qū)再至中原大地。
無論甲骨文相關記載，還是《詩經(jīng)·思文》篇“貽我來牟”(“來牟”亦作“麳麰”，指小麥)，都說明商和西周時的小麥種植雖無燎原之勢，卻也司空見慣。東周時，鄭莊公恨周免其卿士，意欲攻之，大夫祭足獻計“借糧割麥”，帶兵到周天子自留地強行收割麥子。由此可見，當時小麥的種植已有了相當面積。
地中海氣候的特點是冬季溫和多雨、夏季炎熱干燥，冬小麥太喜歡這樣的自然氣候，而黃河流域是溫帶季風氣候，小麥拔節(jié)、灌漿的春天旱，搶收搶曬的夏天雨又多，論自然條件，實在算不上種植冬小麥的 氣候。小麥傳入后先是沿襲了本土粟的種植技術，春種秋收，這樣的生產(chǎn)方式導致小麥產(chǎn)量低。后來才變?yōu)樯夏昵锓N、來年夏收。前者叫春小麥，后者叫冬小麥(也叫宿麥)。潼關地處黃渭洛三河交匯，有灌溉之利;森林覆蓋率高，有腐殖質(zhì)肥地之便，更有深厚黃土宜于耕種。這樣一方田野，著實是承接、留住小麥東進的絕好之處。
關中和糧食
小麥成為主要糧食作物之前，小米因其耐干旱、耐貧瘠、耐鹽堿，環(huán)境適應能力強，一直以來都是黃河流域先民的主食。細尋思，自然條件、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本土的優(yōu)勢植物，而植物的性格有時也會影響人的性格。環(huán)境改變?nèi)�、人也改變環(huán)境，相互浸潤，大體如此。
小麥西來雖歷史久遠，但在生產(chǎn)力低下、生產(chǎn)方式落后的古代，很長時間內(nèi)，它的存在感委實不強。至于原因，就好玩多了：不知磨面、不能磨面，只會煮著吃、蒸著吃。古代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是粒食傳統(tǒng)，五谷皆如此。我們知道，小麥的靈魂是面粉，只有成為面，才會進入花樣百出、琳瑯滿目的“碳水天堂”，倘若只有粒食，那體驗感簡直霄壤之別。小麥的粒食形式有麥飯(蒸)、麥粥(煮)，屑食形式有麥粄(碎碴子)。
小麥難吃到什么程度，這樣的場景頗能說明一二：
場景一：種麥需行政命令推進。漢初關中人還是習慣種粟不喜種麥，特別是宿麥(冬小麥)�！稘h書·食貨志》董仲舒上言：“《春秋》它谷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圣人于五谷，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詔大司農(nóng)，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后時。”董所言是前人對小麥、小米種植的重視，其實就是糧食安全問題。漢時 農(nóng)學家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直到這時關中種冬小麥才成為主流。
場景二：小麥只是窮人百姓的食物。唐人顏師古所注，西漢黃門侍郎、書法家史游所撰《急就章》中說：“麥飯豆羹，皆野人農(nóng)夫之食耳。”南朝宋 史學家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袁術傳》有語：“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你看，麥屑已化身為最后僅余之粗劣難咽食物。
場景三：食麥事關孝道大事。慎終追遠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精神信仰，而在居喪期間吃麥飯、麥粥，則會被人稱道。《陳書·孝行》說：“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yǎng)甚謹，禮無違者。……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你看張昭食麥屑粥已為孝道標桿。相反的是，若有誰家媳婦給婆婆吃了麥飯、麥粥、麥粄，那可是大大的不孝，要受街坊鄰居、全社會唾棄。
場景四：食麥是為官清廉的一種象征�！短接[·孟宗別傳》記述了“哭竹生筍”的孟宗的一件事：“孟宗為光祿勛，嘗大會，公先少飲酒，偶有強者，飲一杯，便吐。時令峻急，凡有醉吐者，皆傳詔司察。公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嘆息，詔問食麥飯意。宗答曰：臣家足有米飯耳，直愚性所安。”東漢“清流派”代表楊震和李固，清廉之風數(shù)千年來為世人所敬仰。《后漢書》說潼關人“四知先生”楊震子孫“蔬食步行”，想必他和孩子們吃得最多的便是家鄉(xiāng)的小麥吧。而李固也以“常食麥飯”而在官場出名。
胡餅與交融
這一切，隨著生產(chǎn)工具的發(fā)明進步而迸發(fā)了時移俗易的變化。秦櫟陽城遺址的石磨是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實物。起初石磨是窩點狀磨齒，工作效率不高，產(chǎn)品效果不好。直到出現(xiàn)放射線形磨齒以后，才算是徹底改變了小麥的尷尬處境。
《漢書·宣帝紀》語：“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續(xù)漢書》載：“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你看，面食的出現(xiàn)又催生了新的食物——餅。尤其“胡餅”二字昭示著沉沉的文化交融發(fā)展、滿滿的文明交流互鑒、深深的美美與共。餅有很多種，放入水中煮的叫“湯餅”“索餅”，現(xiàn)在叫面片、面條。《世說新語·容止》言：“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zhuǎn)皎然。”用蒸籠蒸的叫“炊餅”，也就是現(xiàn)在的饅頭，當年武大郎在清河縣走街串巷不停喊的“炊餅、炊餅”便是此物。
用火燒烤的叫“燒餅”。潼關人將當?shù)厮a(chǎn)優(yōu)質(zhì)小麥面粉制成的燒餅和本土飼養(yǎng)的關中黑豬結(jié)合，不停迭代升級，追求口味 ，創(chuàng)新發(fā)明了“潼關肉夾饃”這一帶有鮮明戰(zhàn)爭文化的快餐飲食。餅“酥脆掉渣”、肉“香而不膩”，講究的是熱饃夾涼肉。真真是“肉質(zhì)細膩，芳香撲鼻，瘦而不柴，咸香適口，回味悠長”，構(gòu)成了舌尖上的潼關印象。
潼關的關中第一鐮，具有鮮明的標志意義，識別性、象征性、實踐性都極強。千粒重多少、容重多少、籽粒大小形狀顏色，太多的指標，預示著富饒關中將要開始大規(guī)模收割的“喜悅指數(shù)”。待收割完畢，亦要享受豐收的果實，給“龍口奪食”的自己放個小假。鄉(xiāng)村要辦會，要請來秦腔戲班子唱大戲，各種民間娛樂粉墨登場，聚會時要用新麥面變著花樣待客。農(nóng)耕文明下的村莊是安靜的、安定的，是精細的、勞作的。這時凸顯出的是一派精神煥發(fā)的勃勃生機。這些關中地域特色的活動，拉近的是村民距離，凝聚的是村莊力量，催的是鄉(xiāng)土中國的神采飛揚。數(shù)千年來，已成為關中大地骨子里的基因，成風化俗，代代相傳。
糧食安全自古及今皆國之要事。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是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烙印。
鋤下有雨水，鐮下有收獲。今年潼關的關中第一鐮就要開鐮了，去冬多瑞雪，今春雨水足。風吹麥浪，豐收在望，又是個好年景。（文：陳永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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