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4年之后，1916年，中華書局在靜安寺路的總廠建成，在河南路口的總店五層大樓也相繼建成，編輯所及印刷所全部遷入。印刷機器多達數(shù)百臺，陸費逵很大氣地進行印刷設備的更新，添置大橡皮機和鉛版機套印彩色。憑此一舉，中華在全國彩印方面躍居領先地位。
有趣的是，中華書局總店緊挨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在后來的時日里，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被稱為中國近現(xiàn)代出版史上的“雙子星”。
在幾十年的發(fā)展中，中華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對商務形成了挑戰(zhàn)。兩家在所有的出版領域都形成全面競爭的態(tài)勢。你印《四部叢刊》，我就出《四部備要》，你出《辭海》我則有《辭源》。最有名的競爭是，商務創(chuàng)辦了有名的《東方雜志》、《教育雜志》，中華在創(chuàng)業(yè)之初就有相應的八大雜志與之對峙。
熊月之認為，從這里最應該看到的是競爭的好處。從晚清一直到解放前，全國有75%到80%的書是在上海出版的，形成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同書局、開明書局等等出版機構林立的情形�！皳�(jù)統(tǒng)計有過出版機構名稱的大大小小有600多家之眾，雖然有生有滅，但總體上一直有那么多。我以為那么多的書店、書局，有利于好的企業(yè)能夠脫穎而出，形成品牌。社會也能夠從出版社的競爭中得到好處。各種新思想、新思潮、新知識經(jīng)譯介出版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其中包括了后來改變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思想，不啻說也是書業(yè)競爭的必然結(jié)果。這樣一個群組式的、整體性的聯(lián)動發(fā)展，就是所謂的文化、經(jīng)濟、社會‘共生’現(xiàn)象。”
在性格上，人家常說商務印書館先做開天辟地之事，有理想主義；而中華書局奉行實用主義，有靈活性。這“靈活性”里浸透著一種強烈地為讀者服務的意識。
有個小故事：陸費逵有時親自站柜臺，某日有一顧客在書畫柜購買字帖一本。在營業(yè)員包書空隙，陸費逵主動上前告知顧客，另有新出書畫多種并逐一加以介紹。最后顧客共買得40余元的書畫、碑帖欣然而去。次日，書局董事汪幼安來見陸費逵說：“江寧鎮(zhèn)守使王廷楨君昨天來買物，遇一戴眼鏡能說北方話的營業(yè)員，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轉(zhuǎn)告你不要埋沒這個人才！”陸費逵大笑，答曰：“是即敝人也！”
熊月之說，在市場策略上，中華書局采取的是一種“緊跟”商務印書館的策略。她并不以緊跟為恥，但也不是亦步亦趨的照搬，是有超越意識的緊跟。比如《辭海》就針對商務出版的《辭源》而編輯出版的。這本大型工具書的組織編輯歷時達20年之久，主持者數(shù)易其人，也數(shù)易其稿，先后從事者凡百數(shù)十人。請舒新城出馬是《辭�！纷顬殛P鍵性的一著棋，因為此后是書編纂改弦易轍，變更方針，以收新詞為主。發(fā)排前夕，為該書題寫書名，中華諸人四出活動，陸費逵也親自出馬奔走于書法名家之門，得到不少法書妙墨，但由于所得太多，礙于情面不好定奪，最后集古碑而成。中華的這本《辭�！�，因為較商務《辭源》后出約20年，取其長而補其短，銷售數(shù)量遠遠超過商務的《辭源》。
商務與中華競爭出版工具書、古籍書對照表 商務出版
《新字典》（1912）
《學生字典》（1924）
《國音字典》（1919）
《國音學生字匯》（1919）
《辭源》（1915）
《綜合英漢大詞典》（1928）
《四角號碼詞典》（1929）
《四部叢刊》（1919-）
《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
《叢書集成》（1935）
中華出版
《中華大字典》（1915）
《新式學生字典》（1917）
《國音普通字典》（1921）
《中華新式字匯》（1924）
《辭�！罚�1936）
《中華漢英大辭典》（1930）
《中華百科辭典》（1930）
《四部備要》（1920-）
《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1930）
《古今圖書集成》（1934-1942）
■古籍出版善莫大焉
梁啟超曾說：“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上世紀20-30年代，受到當時社會出現(xiàn)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由商務印書館發(fā)端，中華書局緊跟而上，嘗試用現(xiàn)代出版技術來出版中國古籍，形成一個鼎盛時期，推動了古籍的新整理。解放后，中華書局因為在古籍出版上的影響力而承擔了全國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商務印書館先出《四部叢刊》影印本。影印的好處是和原書一模一樣，但印出來厚，成本也高。中華的《四部備要》就采用鉆印，成本大幅度降下來，并選取了買斷專利的杭州丁氏兄弟‘聚珍仿宋體’，字體雖小而勾畫清楚，造型秀麗，受到讀者的歡迎。中華書局做事情就是這樣，既為讀者省錢，又為讀者提供好的產(chǎn)品�！�
在出版時，商務刊登廣告，說《四部叢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的魯魚亥豕，錯誤百出。中華針鋒對麥芒，在預約樣本中說可與宋槧元刊媲美，并刊出廣告，說自己的《四部備要》根據(jù)善本排印，經(jīng)過多次校對，還訂正了原本錯誤，不像影印古本，有以訛傳訛之嫌。中華進而在《申報》刊出廣告懸賞，如有人能在達2億字之多的《四部備要》中指出錯誤，“正誤一字，酬銀10元”。后來果然有讀者來信指出其中錯誤，書局即付出酬金數(shù)千元，重印時得以改正。
在中華傳統(tǒng)中，刻書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行當，有行善的意義在里面�；乜窗雮�多世紀前的出版，熊月之說，“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何兼顧，在當時就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問題。陸費逵曾說：書業(yè)商的人格，可以算是 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齷齪的。此兩者之判別，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他覺得社會要發(fā)達，教育不能不發(fā)達，書業(yè)不能不發(fā)達，書業(yè)和文明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那時一批出版人的境界是比較高的，出版家和書商的區(qū)別就在這里�！�
■圖書館典藏沉睡的記憶
現(xiàn)在存放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前身為中華書局圖書館）內(nèi)有一批名為“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的征詢表格。這是19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一個重要的社會團體少年中國學會向社會發(fā)出的，回郵地址就是中華書局。數(shù)量相當多的征詢表填好后，從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寄到舒新城手里。其中有兩份在建國后上繳了文化局，后被上調(diào)北京，分別出自毛潤之和惲代英。
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原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當時的大型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有服務于民眾的意識，都設有對公眾開放的圖書館。中華書局在原有藏書樓的基礎上，于1925年擴建了自己的圖書館。藏書用鋼架，送書用電動機，藏書三十余萬冊，并設立理化實驗室、教具標本陳列室，非正式供應滬市學校免費實習。除了自己購買、收藏的書，在1937年到1949年之間，有蔣汝藻、鄭振鐸等藏書家在躲避戰(zhàn)亂之間，把自己的藏書暫存在他們所信任的中華書局圖書館。在這個圖書館里你還可以看到《古今圖書集成》影印本的5000冊雍正年間刻本的原本。原本的經(jīng)歷非常傳奇，是從康有為手里買來的，為了提高影印的效率，中華書局將原本拆散，以原書九面拼裱成全開大張，每頁底稿與現(xiàn)今全開報紙差不多大小，投入大量人力對原本進行描修，用白粉涂去墨污，所以縮小拍照制版膠印后，字體雖僅老五號大小，也還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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