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老三屆,在東北下鄉(xiāng)7年;爻呛,我的情況和不少作者一樣,在城里生活,寫鄉(xiāng)野的小說,因為都有鄉(xiāng)村的經驗。
希臘文“城市”這兩字,直譯的意思是“母親城”,城市是西方生活的一種起源;在中文里,“鄉(xiāng)”字更重要,我們起源在鄉(xiāng),老鄉(xiāng)、同鄉(xiāng)、故鄉(xiāng)、鄉(xiāng)親,鄉(xiāng)情,鄉(xiāng)黨……鄉(xiāng)一直是重要的焦點。
記得我16歲登上開往東北的海輪,上海碼頭和大街上,到處掛滿宣傳橫幅:“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在城里吃閑飯!”城市生活歷來是被忽視的。
早在民國前,上海已被認定是“腐朽”生活的代表,F代小說家包天笑回憶,當年蘇州所有的“好人家”,都認為上海是個“壞地方”,都不許他們的子弟去上海游玩或者生活,等到民國了,蘇州成立政府,急需干部,這才發(fā)現,當地一個人才都找不到了——蘇州最 的人士早都跑去了上!@是包先生陪一位上海的中學校長去蘇州應聘縣長記下的感想。
另一種簡單的說法,上海的歷史很淺,但事實上我們也都知道,上海是一塊巨大的吸鐵石,近代中國重要的歷史內涵,中西人文的 底蘊,都聚集于此,深入人心,甚至我們一貫注重的“本土鄉(xiāng)村”根脈,同樣也伴隨種種的深度裂變,回流到了這座偉大城市的復雜皺褶中。
我出生在上海,我母親也生于上海,我認識的幾代 上海人,真不是小漁村的子孫,即使離開上海很久,這座水泥叢林,總是比我同樣熟悉的東北黑河地區(qū),有更復雜的魅力——等于自然界的候鳥,遷徙千萬里路,總會按照它熟悉的遺傳路徑,回到最重要的原地來——上海是我的根本,它跟傳統(tǒng)鄉(xiāng)村一樣,有種種難以忘懷的風景和不滅的內涵,飽含熟人的根脈,保存?zhèn)人、家族的情感與歷史,上一代、幾代親朋的訊息,祖輩自別地遷來的痛史,蜘網一樣布滿某一個街區(qū),徘徊于某一方空氣甚至灰塵之中。古人說“吳人詳吳而紀吳,越人詳越而紀越”,上海細節(jié),這座大城市的生活,是我難以回避的中心。
在“茅獎”的“獲獎感言”里,我感謝了評委對《繁花》的肯定,這部小說的“多個坐標”視角,曾是茅盾先生表現上海的方式——即使在當下“城市化”的進程中,如果借鑒前輩這個方式,上海仍然會顯露出“原始森林”的面貌,喧嘩騷動,毫發(fā)畢現,也深不可測。作為個人,難以看清一整座的“森林”,《繁花》只是我目力所及的局部,上海是寫不勝寫的,它同樣是國人生活最重要的聚集地,同樣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斷積累和最忠實的表達,需要投入更多的熱情和關注,讓我懂得,“城市寫作”同樣是打開文學視野的一把鑰匙,在某個時刻,這些記憶全部蘇醒,是激動人心的,是一部小說的開始。
在這個簡短的發(fā)言里,我沒有提到閱讀發(fā)生的變化。在《繁花》的網上初稿階段,每天收獲的讀者回應中,在“豆瓣”無數讀者的即時發(fā)言里,我都能感覺到當下的小說讀者,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們不再是舊時代老幾輩的讀者,我正處在個性需求更嚴厲的閱讀背景中——無數讀者的高學歷背景,無數讀者的世界周游,精通文學、精通外語,時刻與地球保持最緊密的聯絡,他們口味的無限制細化,鑒賞和判斷力更為苛刻,所謂臥虎藏龍,讀者理該比作者,更知道這個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寫作位置應該更低——也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事,詳細告訴我的讀者,就可以了,這是我的立場。
關于形式,有評論認為《繁花》是“做”,我非常同意。李敬澤說“假如老金不用這個形式寫《繁花》,沒人會注意!彼f得對,我已經多年不寫小說了,面對每年發(fā)表三四千部的長篇創(chuàng)作現狀,我的小說,怎么引起別人注意?應該有意為之,引動閱讀的關注——建立文本特征,建立個人識別標志,顯示作者的氣味,留下作者的痕跡,把自己與他人區(qū)別開,是《繁花》的基本意圖。
謝謝大家!
(本文為金宇澄在4月18日召開的上海市文學精品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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