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版本中，有一種版式狹小的圖書被稱為“巾箱本”，后來又有“袖珍本”之稱。瞿冕良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介紹說：巾箱是古代裝頭巾用的小箱子。凡書的版型特小，可裝在巾箱里面（形容其小的程度），可稱為巾箱本。語見宋戴埴《鼠璞》。
袖珍本,小型書本。因版式較小，可藏于袖中，便于攜帶，故名，其實和巾箱本是一個類型的，不過名稱不同而已。清乾隆期間，武英殿雕印“經(jīng)史”，當(dāng)時清帝弘歷因見制版所剩的小塊木頭，為恐浪費，不令遺棄，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武英殿袖珍版書，即后來所稱的《古香齋十種》。正式題名為“袖珍”的，當(dāng)始于此。
由此可知，古書中正式有“袖珍”之名始于清乾隆年間。但是，這個結(jié)論可能不準確，因為早在明正德年間，在福建建陽書坊中就已有了劉弘毅慎獨齋刻印的《袖珍四書》版行于世。
劉弘毅，建陽縣崇化書林（今建陽市書坊鄉(xiāng)）人。從明弘治戊午（1498）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48年間，他以“慎獨齋”、“慎獨精舍”、“書戶劉洪”、“木石山人”等名號刻書30多種。其刻本多為卷帙浩繁的巨著。如刻于弘治十一年（1498）的《資治通鑒綱目》59卷、《續(xù)資治通鑒綱目》27卷；弘治十八年（1505）刻印《大明一統(tǒng)志》90卷；正德十一年（1516）刻印《十七史詳節(jié)》274卷；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1516-1519）刻印《文獻通考》348卷；正德三年（1508）到正德十三年（1518），刻印《群書考索》前、后、續(xù)、別四集共202卷，等等。
劉弘毅慎獨齋刻本的質(zhì)量每為后人所稱道。清葉德輝說：“至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考》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元)大字巨冊，僅壯觀耳”；“劉洪慎獨齋刻書極夥，其版本�？敝�，亦頗為藏書家所貴重。”（葉德輝《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版）。慎獨齋所刻之書，多密行細字，�？本珖�，字體版式，頗類元刊，代表了明前期建陽書坊的一時風(fēng)尚。
然而，劉弘毅刊刻的《袖珍四書》一向不為人所知，原因大概是其原本久佚之故。既然原本久佚，何以斷定他曾經(jīng)刊刻此書？這就必須從一部日本和刻本說起�，F(xiàn)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學(xué)圖書館的日本寬文十二年（1672）刻本《袖珍四書》，是影刻明正德六年（1511）劉弘毅慎獨齋刻本。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為《大學(xué)章句》、《中庸章句》和《論語集注》，下冊是《孟子集注》。《論語序說》后有“正德辛未慎獨齋刊”豎排雙行長方形牌記。卷末有刊記“寬文十二壬子年（1672，時為清康熙十一年）正月吉旦，二條通松屋町武村市兵衛(wèi)刊行”兩行。卷前有木石山人劉弘毅《題袖珍四書前引》，全文如下：
論、孟、學(xué)、庸，孔門授受心法也。吾子朱子為之集注，厥功大矣至矣！宋端平間，詔令刻棗以傳，甚盛典也。嗣是以來，為師弟子者莫不資之以講習(xí)焉。或者厭其簡牘高大，難以隨身誦讀，其中扦格可勝言哉！因命友生鄧子英謄而小之，名曰《袖珍四書》，敬壽諸梓，用廣其傳，樂與同志者共，豈不韙歟。時皇明正德歲在戊辰孟夏吉旦木石山人書于慎獨齋。
在此引言中，劉氏對《袖珍四書》的付梓作了說明，是為了解決舊版《四書集注》“簡牘高大，難以隨身誦讀”的困難；并且留下此書的書工“鄧子英”的大名，他是劉氏的朋友，也是他的學(xué)生。
劉弘毅刻本《袖珍四書》將一向被誤認為古籍刻本“正式題名為‘袖珍’的”，從清乾隆年間的《古香齋袖珍十種》向前推進了至少兩百多年。此“袖珍四書”的內(nèi)容，實際上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這就為朱子的這一部經(jīng)典之作提供了歷史曾經(jīng)有過的又一珍貴的版本。若無這部寬文十二年（1672）影刻的和刻本，劉弘毅曾刊刻此書的史實可能永遠湮沒而不被世人所知。(方彥壽)
投稿郵箱：chuanbeiol@163.com 詳情請訪問川北在線：http://m.fishba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