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字廷益，號節(jié)庵，浙江錢塘人，青少年時就有報效國家之志。他家里收藏有文天祥畫像，非常仰慕文天祥于國難當頭時那種“殉國忘身，舍生取義”的愛國精神。他撰寫了贊詞，作為鼓勵自己的座右銘：“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寧正而斃，弗茍而全……孤忠大節(jié)，萬古攸傳。載膽遺像，清風凜然。”當時，國君被俘，明王朝眼看著就要重蹈宋室南遷的覆轍，他不想讓歷史悲劇重演，于是毅然負起力撐危局的重任。

　　于謙從八月十八日受事，到十月初瓦剌軍隊大舉進犯，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內(nèi)，他和主戰(zhàn)派官員一起，雷厲風行地刷新內(nèi)政，整頓軍隊，識拔文武官員，加強關隘防守，把驚慌混亂的局面改變成為同仇敵愾、共赴危難的激昂形勢，終于在北京城下?lián)魯⊥哓蒈婈�，使得明王朝轉危為安。當時明朝的“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余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于謙于受事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立即奏請朱祁鈺調(diào)南北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以及寧陽侯陳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師同日又命移通州糧入京師。當時通州倉積糧尚多，有人怕守衛(wèi)。落入瓦剌手中，提議焚毀。

　　正在北京的應天巡撫周忱建議，通州“倉米數(shù)百萬(石)，可充京軍一歲餉，棄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于謙贊成這一辦法，立即奏請朱祁鈺征調(diào)順天府大車五百輛運通州倉糧進京，“運糧二十石納京倉者，官給腳銀一兩”。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明年五月糧預于通州取給，軍人給半年。派遭都御史陳鎰都督同知武興都指揮楊節(jié)等總其事。并令“新選余丁官軍并舊操舍人及報效者，人賜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伕，并皇城四門內(nèi)外官軍，人賜布二匹”。各地軍隊陸續(xù)來到京師，更加上糧食有了儲備，京師人心漸趨安定八月二十一日于謙升任兵部尚書。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鈺登臨午門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陳鎰等奏言：“王振傾危社稷，構陷乘輿，請族誅以安人心。”朱祁鈺沒有明確答復，群臣看到朱祁鈺猶豫不決的態(tài)度，滿腔悲憤，哭聲震殿陛。王振的黨羽錦衣衛(wèi)指揮馬順叱罵喝逐群臣，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憤怒，于是給事中王竑奮起抓住了馬順的頭發(fā)，咬他臉上的肉，怒斥道：“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群臣隨著一哄而上，立時把馬順擊斃，并向朱祁鈺索要王振的黨徒宦官毛貴、王長隨兩人。太監(jiān)金英看到事情緊急，就把毛、王從宮門的縫隙中推出來，也立時被群臣打死。過了一會，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兒王山捆縛了來，眾爭唾罵。一時“朝班大亂，衛(wèi)卒聲洶洶”。

　　馬順等被打死，罪有應得，但臣下在殿庭上動武，這也不是正常的作法，因此，大臣們都感到束手無策。朱祁鈺看著群臣怒不可遏的情狀，殿庭上血跡斑斑的樣子，感到害怕，想退避到宮里去。這時，于謙“排眾直前”，攔住了朱祁鈺，請朱祁鈺宣告：“順等罪當死”，毆擊馬順等的官員皆“不論”。朱祁鈺又下令把王山縛至刑場，凌遲處死。王振家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這一事件起于倉卒之間，于謙當機立斷，處理得宜，使得情勢很快安定下來。于謙的袍袖擠軋得都破裂了，可見當時混亂的情況。當于謙步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說：“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不久王振黨徒宦官郭敬、彭德清從大同逃歸京師，也被抄家下獄。經(jīng)過這一番打擊后，王振同黨為之斂跡，于謙等主戰(zhàn)派的正氣得到伸張。

　　八月二十四日，于謙推薦右都御史陳鎰安撫畿內(nèi)軍民。同日，于謙請封鎮(zhèn)守宣府的楊洪為昌平伯，并獎諭巡撫羅亨信等。“土木之敗”以后，宣府成為一座孤城，“人情洶懼，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爭出，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也先率軍三次進攻宣府，挾朱祁鎮(zhèn)命楊洪、羅享信開門，皆被拒絕。楊、羅兩人率同軍民堅守孤城，“外御強寇，內(nèi)屏京師”，為保衛(wèi)京師立下了戰(zhàn)功。當時，文武官員有的老弱怯懦，不能擔負起抗擊瓦刺的戰(zhàn)守重任。因此于謙就大力調(diào)換整飭，積極識拔和推薦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員充實到中央和地方的各個部門。八月二十五日，于謙推薦升廣東東莞縣河泊所閘官羅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關，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荊關，“會同軍職，守備關隘，撫恤軍民”。同時命都督石亨總京營兵。石亨自陽和之敗以后被貶官，但他有軍事才能，因此于謙向朱祁鈺推薦使之擔任這個重要職務。

　　八月二十八日，取來南京內(nèi)庫所貯軍器三分之二以備急用。當時京軍兵器十分短缺，“有盔甲者僅十之一”。九月一日，群臣合請皇太后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朱祁鈺即帝位以安人心。這時朱祁鎮(zhèn)雖然以監(jiān)國的身份總理朝政，但卻不是正式君主，這從明朝內(nèi)部來說，究竟還缺少“皇帝”的權威，推行政令時總感到有些阻礙，對外部來說，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使瓦剌易于借朱祁鎮(zhèn)來進行要挾。而新立的太子(朱祁鎮(zhèn)子朱見深)當時還只是一個三歲的幼兒，無法執(zhí)政理事。

　　皇太后看到這些事實，同意了大家的奏請。但當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轉告朱祁鈺時，朱祁鈺卻驚讓再三，并避歸他的郕王第宅。于謙正色對朱祁鈺說：“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朱祁鈺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遙尊朱祁鎮(zhèn)為太上皇，以翌年為景泰元年九月初七日，于謙推薦遼東都指揮范廣為副總兵，協(xié)助石亨佐理京營九月十五日，于謙推薦大同副總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將軍印為總兵官，代劉安鎮(zhèn)守大同。原來郭登一直與廣寧伯總兵官劉安共同鎮(zhèn)守大同。

　　土木之戰(zhàn)以后，八月二十一日瓦剌軍擁朱祁鎮(zhèn)到大同城外，郭登“閉門不納”，朱祁鎮(zhèn)派人對郭登說：“朕與登有姻娃，何外朕若此!”郭登回答說：“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于是劉安出城去朝見了朱祁鎮(zhèn)，朱祁鎮(zhèn)索取了大同庫金萬兩及朱冕、宋瑛、宦官郭敬等人的家財分給也先及伯顏帖木兒等人。瓦剌軍在大同城西駐到二十三日才離去。當時大同軍士多戰(zhàn)死，城門晝閉，人心洶洶”，郭登“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土卒，吊死問傷，親為裹創(chuàng)換藥”。郭登慷慨激昂地對軍民說“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而劉安卻不顧邊防重任，一心想要升官，于九月初五日竟擅離大同前線奔來京師，聲言“來報虜情”，并說英宗朱祁鎮(zhèn)升他為侯。于是文武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彈劾劉安“擅離信地，徑赴闕庭。素無智謀，莫救邦家之難。不由朝命，自加封爵之榮。宜正典刑，以為后戒”。

　　結果，劉安沒有升為侯爵，卻被下獄禁錮。郭登被任為總兵官后，更為奮勵。他為了固守大同，不斷擴充軍隊。他初接任時，“士卒堪戰(zhàn)者才數(shù)百，馬百余匹”，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整頓以后，“馬至萬五千，精卒數(shù)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保衛(wèi)大同孤城，對挫敗瓦剌軍起了重大的作用。九月二十二日，于謙劾管三千營忻城伯趙榮，“不赴營操練，以致軍容不整，紀律全無，士卒喧嘩，行伍錯亂，請治其罪”。朱祁鈺命法司禁錮趙榮，并以都督僉事孫鏜代領軍務。九月二十七日，朱祁鈺接受于謙的建議，命監(jiān)察御史白圭、李賓等十五人“往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府縣招募民壯，就彼衛(wèi)所，量選官旗兼同操練，聽調(diào)策應”，充實和加強軍隊的后備力量。

　　同日，命戶部主事陳汝言等往宣府、東昌、德州、河間等衛(wèi)，對達官達軍“每人賞銀二兩布二匹，各令安分守己，毋或生事擾人”于謙在這一個多月的日日夜夜里盡心竭慮，從各方面整頓內(nèi)政加強戰(zhàn)備。當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經(jīng)過于謙的這一番整頓以后，京師人心穩(wěn)定，軍事力量增強，“大小關隘，但可通人馬之處，或塞或守。塞則積木石，守則鋒利器械”。朱祁鈺也完全信任于謙，有人因此而攻擊說帝任謙太過”。太監(jiān)興安為之辯白說：“為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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