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何二人與許多古代游俠類似，終因豪縱恣意而被官府誣陷下獄，雖身為王門傳人，卻因個人性情與行止而被時人公認為俠，猶可見儒、俠關系的密切，用何心隱本人的說法，儒與俠本來就是合流的，因為二者都是“意氣”落實的結果。而在明、清兩代，這一類儒、俠互補的人物的確大量出現(xiàn)，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大變動時代。和東漢黨錮之世一樣，儒學為晚明的社會、政治批判提供了觀念，俠的傳統(tǒng)則提供了行動的力量，耿定向對何心隱的評語“其學學孔，其行類俠”可以普遍地應用在明、清之際許多內儒外俠的人物身上，上江儒俠方以智正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他在《任論》中對司馬遷“俠不軌于正義”及韓非子“俠以武犯禁”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所謂不軌于仁義，謂以武犯禁，梗功令、奪亡命之類也。必其上之誅罰不當于三代之直，于是里巷之義，發(fā)憤犯難而任之。若所任非其義，是豈得為俠哉?”

　　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方以智正是借歷史的亡靈來鞭笞當代的卑怯靈魂，在那個亡天下的大變動時代為任俠立名，帶有強烈的平民立場，與當世“起而行”的眾多儒俠產生了深度的精神共鳴。

　　至有清一代，中央通過改三內院為內閣、以大學士兼殿閣銜、六部設立尚書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形成了清朝封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隨后出現(xiàn)的南書房和軍機處更是標志著中央集權制度朝向皇權的高度集中，這無疑令朝野上下俠風衰微，因為自古皇權都將俠視為對抗朝廷的異端。清朝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在《尊任》中透出了這一現(xiàn)實：“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杰罹患難，則正言壯色后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索卵翼之子，飄然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杰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于庸人，其復為豪杰哉。”

　　龔自珍在文中蘊含的悲憤與方以智是同等深度的，一方面是儒學被現(xiàn)實功利所敗壞，士大夫的人格日益墮落;另一方面則是俠風的日益稀薄，導致英雄主義情懷的徹底失落，他對清王朝高度集權的保守與禁錮極為反感，并終于在《己亥雜詩》中唱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時代強音，而這正可以視為俠的文化人格的寶貴延續(xù)，從這個意義上，龔自珍自是一代儒俠。

　　不幸的是，晚清政府愈發(fā)昏庸無能，一場又一場抗擊外敵的失利，一次又一次辱華條約的簽訂，并沒有震醒當權者的迷夢，卻反復絞割著有識之士的內心。章太炎在《儒俠》篇及附《上武論》中征引張良事，強調崇尚武德，力主擊刺，主張專學《禮記·儒行》中的十五儒，以養(yǎng)成“剛毅特立”的精神，從學理層面闡釋了儒、俠互補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將此篇收入其學術論文集《訄書》，“訄”字意味著書中所論及的都是為匡時救國被迫非說不可的問題，此書震動海內外，可見其中的思想正反應了當時的社會思潮。不幸中的萬幸是，晚清竟有一人將這種儒俠精神演繹到極致，他便是作為“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譚嗣同。摯友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說他“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除卻能劍善武，他的任俠主要表現(xiàn)在結交俠士一層，梁《傳》說他“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陳叔通在《譚嗣同就義軼聞》中進行了詳細的記載：“光緒戊戌政變，瀏陽譚嗣同所從學劍術俠客大刀王五名正誼，愿挾以出亡。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懼罪連其父，方代父作責子書，為父解脫。書未就，不從王五請。迨書就，而捕者已至，書被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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