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人網上爆出猛料，稱深圳寶安區(qū)石巖街道上下屋村董事長葉偉民名下有50多棟房產、豪車20輛，坐擁30億元身家。
　　 葉偉民不是第一個引起網絡民意“井噴”的“富豪村官”，在這之前，深圳市龍崗區(qū)龍崗街道南聯(lián)社區(qū)干部周偉思擁有私人物業(yè)超過80棟、豪車超過20輛、資產超過20億元和東莞中堂鎮(zhèn)一村書記擁有10000平方米豪宅等消息，均在網上引起了熱炒。
　　避開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等熱詞，僅“富豪村官”既是“富”又是“官”的雙重身份，就迎合了網絡“仇富”“仇官”的“興奮點”。
　　“富豪”能否當村官，早已破題。從中國歷史傳統(tǒng)看，封建社會的歷代農村“ ”，大多的是士紳階層等鄉(xiāng)村社會精英群體。實行村民自治之后，農村基層組織選帶頭人一直倡導“自己不能富，不能當干部”的理念，各地均在大力推行選拔“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雙帶能力”突出的村級組織負責人。另外，在“先富裕起來”政策的刺激下，農村一部分“富者”，在經濟地位改變后，滋生了強烈的政治訴求，促使富豪們走上了農村政治前臺。在這些多重背景下，“富豪”變身為“村官”，成了農村的一道“政治風景”。
　　從現(xiàn)實看，“富豪村官”的出現(xiàn)，雖然在帶動農村經濟發(fā)展、轉移農村富裕勞動力、促進群眾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伴生的竊取基層資源、暗涌以權謀私、滋生黑惡勢力等現(xiàn)象，也成為農村的“另類風景”。
當“富豪村官”在制度請允許下成為既定事實后，我們關注和討論的焦點不再是“能不能當”的問題，而成了“當?shù)煤貌缓玫?rdquo;問題。
　　在“富豪村官”飽受詬病之際，“富官”們認為自己是“耗子鉆風箱——兩頭受氣”，大叫“冤屈”；老百姓卻認為他們是“種了公家的田，肥了自家的包”，直呼“坑爹”。是什么造成了“富官”之惑？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給力”。
　　其一，定性考究“入仕動機”的制度缺乏，讓一些別有用的“富豪”靠小恩小惠、靚麗 賺取了選票，當上村官。其二，科學防止“官商同體”的制度缺乏，給少數(shù)“富豪”搭建了竊取集體資源的“權力平臺”。其三，嚴密有效“剛性防腐”的制度缺乏，使個別“富豪村官”舉起“自治”的幌子，脫離了監(jiān)督。
　　當前，中國農村正由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威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鄉(xiāng)村社會涌現(xiàn)了一批率先富裕起來的能人，農村先富群體不僅是農村一支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力量，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必須通過規(guī)范管理、科學引導、制度護航，讓“富豪村官”真正成為農村發(fā)展的“引領者”、村級管理的“當家人”、新村建設的“經營者”。否則，這支力量有可能成為蛀蝕群眾利益、蠶食黨委公信的“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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