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歷史探秘 宋代如何防止紙幣造偽？

 

　　宋代紙幣自出現(xiàn)以來，就伴隨著作偽問題。宋初四川交子在私人發(fā)行時，偽造現(xiàn)象即已存在，史稱“亦有詐偽者，興行詞訟不少”。以后隨著交子官方發(fā)行，作偽并不因政府介入而停止，反而日漸嚴重。仁宗慶歷年間，交子的偽造使政府“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南宋初期，仍然是“詐偽多有，獄訟益繁”。南宋東南會子的偽造問題，尤以孝宗、寧宗、理宗三朝為最嚴重。

 

　　據(jù)史料所載，當時紙幣作偽的手段主要有三種，這就是“偽造新會、揩改舊會、盜賣會底”。所謂“偽造新會”，大致就是作偽者按會子的版式重新描摹雕刻印刷，然后把偽造的會子投入使用。“揩改舊會”可能是將舊幣涂改界數(shù)或面額，而再投入流通的作偽方法。“盜賣會底”則是印刷紙幣的官吏利用職權，將會底（尚未加蓋官印正式發(fā)行的會子）賣給他人，買得會底者自行雕刻官印加蓋其上，然后投入流通。

 

　　提高紙幣質(zhì)量，加大偽造困難。宋廷針對當時紙幣作偽比較嚴重的局面，主要從防范與嚴懲兩方面入手進行治理，其具體措施有以下3點。

 

　　提高紙幣的質(zhì)量，使作偽者難以仿造并加大作偽的成本�！端问贰肪�181《食貨下三》載，宋理宗時期，紙幣作偽猖獗，偽幣大量出現(xiàn)。淳祐三年（1243年），一位臣僚對紙幣防偽提出了比較重要的4點思想。第一，防偽的上策是提高紙幣質(zhì)量，下策是制定法律嚴禁作偽。第二，人們作偽的動機主要是利益驅(qū)動，一邊是獲利5倍的誘惑，一邊是被官府捕獲懲罰的幾率很低，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會敢于鋌而走險。第三，偽幣增多的一個主要條件是紙幣質(zhì)量下降，作偽者易于偽造。第四，提高紙幣的質(zhì)量主要應從紙料、雕刻、印刷等諸方面加以改進，使作偽者難以偽造。而且紙幣質(zhì)量提高，使民間作偽成本太高，無利可圖，就會停止偽造。

 

　　綜觀史籍，這些思路幾乎是提高紙幣質(zhì)量防偽經(jīng)驗的一個總結。如在紙料方面，南宋紹興年間，“當時（東南）會紙取于徽、池，續(xù)造于成都，又造于臨安”。徽州、池州、成都、臨安都是當時質(zhì)量上乘紙的產(chǎn)地，可見當時朝廷重視印制紙幣中紙料的選用。又如在紙幣的雕版方面，四川交子發(fā)行之初，就有了技術上防偽的措施：“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今天看來，這雖然很粗糙簡單，但就當時的印刷技術而言，還是能起一定防偽作用的。后來，隨著雕版技術的進步，紙幣防偽技術大大提高。據(jù)元代費著《楮幣譜》記載，宋徽宗時的錢引每引用印6顆，分3種顏色。整個錢引的順序是：最上面寫屆分，接著依順序是年號、貼頭、敕字花紋印、青面花紋印、紅團故事印、年限花紋印、背印（分1貫和500文），最后書寫額數(shù)�？上攵�知，這么精美復雜的雕版以及套色印刷技術，民間一般要仿制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加強紙幣制造發(fā)行過程的管理。熙寧元年（1068年），監(jiān)官戴蒙“請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其目的是通過設立專門負責幣紙生產(chǎn)的部門，將幣紙經(jīng)營權統(tǒng)一收歸官營，以杜絕民間偽造紙幣的幣料來源。崇寧三年（1104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時規(guī)定：“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更明確地以法律條文禁止民間私造幣紙�？傊�，通過幣紙官營、禁民私造，是切斷原料來源來防范偽造紙幣的有力措施。

 

　　宋代交子務設立之初，僅設主管監(jiān)官1人，大觀元年（1107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后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這里顯然是為了防止官吏作弊，運用管理中不相容職務的原則，通過分設紙幣制印官員和幣紙制造官員，使他們互相牽制監(jiān)督，以避免一人兼管而很可能導致作偽的弊端。

 

　　宋代紙幣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分界發(fā)行。當舊幣發(fā)行流通期限滿后，必須兌換新幣，這時官吏必須嚴格鑒別舊幣的真?zhèn)�。南宋�?guī)定：當會子換界時，要設內(nèi)外兩場官吏鑒定。紙幣分界發(fā)行是防范作偽的一個重要管理環(huán)節(jié)，并能限制紙幣的發(fā)行量。如南宋袁甫所談紙幣發(fā)行“四戒”中有“兩戒”與分界有關。他認為：紙幣發(fā)行“一曰戒新舊三界并用”“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